提升制度化能力是告别革命的路径读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发布时间：2020-07-21 10:20:39 阅读：次来源：珠宝秤厂家

作者简介：本书的作者赵鼎新先生，先后于复旦大学、中科院上海昆虫研究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就读生物学，并获得了生物学博士学位。其后又在麦吉尔大学转而攻读社会学，或者博士学位，并在博士后研究完成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并于2008年晋升为终生教授。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笔记与感想（摘要）

本书基本感观

其实本书通篇读完一遍之后的感觉大约是以下几点：

1.最大的印象是逻辑清晰。

综述讲义性质的文章或者著作，所涉及的理论繁杂，观点交叉，如果缺少了清晰的叙述逻辑和条例，对于读者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折磨。所幸赵鼎新老师学术功底极为扎实，对于这一领域的各流派观点从渊源到发展近况娓娓道来，第二章更有一张总图加以概括，是我感觉阅读的过程非常顺畅。

2.方法论。

除了对不同理论的梳理清晰之外，另外一点就是对于作者是非常注重从方法论的角度去分类不同的理论，在提供不同类型理论的同时也会提供其背后的方法论逻辑，是对于区分很多似同而非，或者似非而同的理论观点是很有帮助的。

一般而言，学者们在完成著作时是不太可能完全避免主观倾向，但赵鼎新极为克制，他明确提出了其理论的方法论来源和部分哲学来源，这是有助于从根上判断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是否存在偏差的极重要标准。笔者以为这对于知识在不同背景下的迁移非常好的判断标准。

3.核心观点。

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多因素解释框架。作者试图建立一个多因素决定的框架性理论，变迁-结构-话语三大机制下又包含了很多小的影响机制。他强调，很多时候，一个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单独受到社会变迁、社会或国家结构以及动员等话语机制因素影响的，正如情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在社会运动中并非完全互斥的。他希望能够调和目前相互矛盾的理论观点，尤其是美国该领域学界八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趋向微观的走势，从更大的框架下确定不同的背景下是由某一些条件其主导作用，而另一些条件则在另外的背景下其主导作用。这种框架性的多因素影响机制，与曼恩《社会权力的起源》这一巨著中所持的观点非常类似，这或许是作者对后者推崇的原因之一。

P.S.很可惜，后一书由于不详的原因，在大陆甚少评论，甚至其第二卷都已没有公开销售的渠道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不论其观点所持方法如何，尝试以一种新的体系重新解释社会和历史总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尤其是当作者将其作为一生唯一的一项工作时。

中国社会运动现状

作者对于中国在未来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表示不看好，他认为尽管中国存在着非常大的社会矛盾，但这些矛盾基本上没有脱离利益诉求的范畴，而现实中也缺少支持大型社会运动或革命的资源，因此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

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也是争论的所在：

一是国家发展进入了“中产陷阱”这一问题多发的阶段；

二是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将有什么样的走向。

第一个问题所持的是一种典型的“涂尔干视角”，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中间还存在许多的具体条件；第二个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集体性事件主要还是利益诉求为主，这些事件背后缺少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只能停留在利益和经济层面，很难转化为革命。对于政府而言，更大程度上是需要支出“安定团结费”，这些费用主要在于补贴底层、笼络知识分子、国防费用，以解决其经济层面的诉求。

但他也提出，中国真正面临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因为当下中国政权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政府的绩效上，这些绩效包括经济发展、道德表率和国防。而增速减缓、腐败等经济、法律问题，在中国的背景下是可能转化为政权合法性的政治问题的，这是长期而言中国可能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所在。

但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如腐败的问题通过法律途径是存在解决可能的，香港、新加坡以威权型政府已经有了先例。尽管当下中国社会对立法、司法、执法体系非议颇多，但法律问题毕竟是法律问题，只要做，总是有解决可能的。

感想：重构社会中层组织和制度化能力

通读全书三遍，做了一遍笔记，以自己的观点理解而言，赵先生的理论关键词是两个：“中层组织”和“制度化”。就笔者日常的观察而言，这两者都是当下中国所不完善甚至欠缺的，而这两者又往往是交杂在一起的。

1）首先说中层组织。

我以为中层组织的作用在于作为国家与家庭或个人的缓冲，避免两者直接面对面的冲突。如作者所言，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中，很多社会运动已经被制度化了，而中层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对利益表达理性化非常大的作用，这对于促使各方妥协是不可获取的。

而在非现代化国家，无论是威权型国家或者其他专制社会，国家承担了“运动员”和“裁判”的双重角色，既要带领整个国家的人民和社会实现现代化，同时要需要代表全体社会民众不同利益的妥协。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来自于落后者期望追赶的历史原罪，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一个国家内的社会资源动员起来，这在传统的非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一种“现代化”动员负担毫无疑问促使国家下意识的紧抓权力，并力图进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控制它。列宁式政党是这样一种政权的登峰之作，从中央到基层党组织一以贯通的控制力确实做到进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也也确实将资源的动员推至巅峰，实现了短时间的强国梦。但是“兴奋剂”不是没有副作用的，以意识形态拉拢整个社会，反而将终极意识形态工具化，共产主义仅仅作为不可实现的幻想存在，就像吊在驴儿眼前的胡萝卜，而缺少程序正义的社会终于因为利益的分离而分离，因为这时候的社会，已经仅仅只有利益，而没有分毫存在其他任何其他非利益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自利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这是相当讽刺的一点。

这种现象，应当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德败坏，世风日下。德只能在群体中产生，如果说一个社会的人群是原子构成的，是不能有道德的。这是凭着文化本能在驱动行为，而不能容忍其他，无论是令人瞠目的自利，还是超越了忍受底线的暴力，都会适时出现。因为群体的缺席，道德在这时候也缺席了。在中国，儒家宗法体系作为蓝本构建的传统社会中，宗族扮演了一个中层组织或群体的角色，避免了国家和百姓的直接接触。不论是税收、教育、赈灾等等，这些游戏都是由宗族与其他两者分别玩，而很少有某一种游戏是国家与百姓两者自己玩的，当然，农民起义暴乱的时候是个例外。这种宗族的作用，对于底层的百姓而言，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限制，其二是保护。很可惜，依照我国建国以来的一贯话语体系，往往只允许谈论第一种。

宗族作用在个人身上的限制，就是我们话语体系中的“剥削”，已经“不需赘言”。但即便是这样，也有一点是需要补充强调，这样一个群体的限制来自于群体内成员相互之间的极端熟悉，这意味着群体内部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换而言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摆弄的灰色空间。举一例，传统乡村时犯罪率是极低的，偷鸡摸狗之事更是稀少，因为这样的犯罪根本没有收益，任何一家的鸡鸭猫狗对其他人而言都非常熟悉，偷来也用不出去，是没有任何价值。这也是一种宗族的限制，或者是一种变相的保护。

而言及宗族对于个人的保护时，最可以说明问题的，也是最具争议的问题是“械斗”。村与村之间的械斗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参与率极高，因为这是一种重复博弈。一次缺席的结果意味着此后自身面对的任何问题都不会再有人伸以援手。但是到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完全消失了，这也是为何城管对于进城卖农产品的农民具有如此大威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认为回到过去是一种好的策略。因为实际上过去的这种形式已经被证伪，因为宗法同构的体系作为国家的基本面，在面对外来冲击的时候，根本不能形成足够巨大的资源动员而落败。这是我们民族至今一百七十年漫长探索的开端。但时至今日，即便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这一概念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仍然不足解决全部的问题。或者说，资源的动员确实有效地实现了，但是作为社会的基本支柱的中层也支离破碎了。人成为了原子化的个体，不在为旁人所熟知，几乎邻居都是点头之交，那么每一次的博弈都是单次博弈，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次的结果对于下一次选择的收获会有何负面的影响，自利成为了最佳的自我保护策略。这有需要涉及到第二个方面：制度化能力。

2）制度化能力。

制度化能力在笔者看来，简而言之是建立程序正义和重复博弈。这反映到我党的话语体系中，大概对应的是“执政能力”。在作为执政党时，需要考虑的是整个社会所有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群体、阶级的利益，这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方面。这是当初钱穆先生对我当批评的核心所在，钱穆先生以为中国自古都是不存在阶级的，政府也当是所有人的政府，正合当下景况。

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至少目前的情况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么繁杂多远的利益与精神诉求，是需要大量的中层组织和群体来表达实现的，这是目前中国欠缺的。而现今从广泛意义上而言，农村的之选还只是一个半吊子，包着社会中层皮囊的国家力量，有例外但还远远未曾从整体代表村民。这是一条可见的通达道路，虽然只是起了一步，却还有很多步需要走。

从这里，又会回到上一节中国社会运动中的最重要问题，也就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在既保证政权合法稳定，又能带着社会走出个人单次博弈导致道德败坏的泥潭，是决定社会走向紧要而痛苦的问题。

本文全文请看此。